人物因和更广泛的历史课题有联系，就非常有可能被神话化”。那么，作为历史的过去和被神话化的过去差别在哪里呢？他指出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历史学家旨在理解与解释过去，旨在根据所能获得的史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忠实地勾勒出过去的轮廓。而神话的制造者们则对理解过去鲜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用过去来满足今天*、思想和心理上的需求”。但他又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与神话的区别远非一清二楚的”，“历史学家在向一种被神话化了的过去挑战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另外一些被神话化了的过去”。他还指出神话制造者“常常不是通过彻头彻尾捏造，而是通过歪曲、淡化处理、删除那些无助于其意图、或与其意图截然相反的材料以及其它方式获得他所期望的效果”。[2](P24-25)接着，柯文分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将义和团神话化的三个时期，即新文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反帝斗争及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
特别重要的是，柯文认为：“神话化是解释过去的一种特殊方法。它既不同于由直接参与者对自己以往经验的迫切总结或勾画，也不同于历史学家以后对于过去的描述——此种描述通常被称为‘重新勾画’。”这里柯文提出的是，职业历史学家不应是神话的制造者，但他恰恰认为，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在“文革”中中国历史学家也成为“神话”的制造者。他认为“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学家有可能再次成为历史学家时，中国人对待义和团经验的重心就从被神话化的一极，逐渐回到历史的一极。但他认为，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抛弃“文革”时期的神话化是容易的，但“要克服新文化运动将义和团神话为迷信的做法及20世纪20年代视其为反帝爱国的神话却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神话化源于两种极其有影响的、界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说法。其一集中于绝对信奉科学理性；其二强调民族主权及主张征服任何一种乃至所有破坏此种主权的力量”。归根到底，柯文认为中国史学家形容义和团“迷信的”或“爱国反帝”的看法是一种“神话化”，这影响到了“历史学家为更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2](P51-52)他还提出中国人对义和团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受到了中国人对西方及现代化看法的制约，并且由于中国人对西方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义和团很可能保持其作为象征和神话源泉的非凡的生命力”。[2)(P54)
如果说柯文对把义和团看成是“迷信”的或者“反帝爱国”的有所质疑的话，那么另一位美国学者周锡瑞则认为义和团是“伟大的反帝运动”，并且华北农民在运动中表现了“显著的民族精神”。周的文章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着重讨论义和团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义和团仪式中‘降神附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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