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关于基督教的论文比较多。在国外学者的论证中也有如柯文所说的“经验主义”、中国所说的“实证”研究。狄德满的论文是讨论基督教、帝国主义与义和团兴起的关系的。他认为义和团起源的山东内地，非宗教的帝国主义渗透是微乎其微的，而外国传教活动的影响却日益深刻。他指出传教士活动和基督徒的专横是由条约地位决定的，没有不断的外交干预和军事威胁，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地位远不会如此稳定。他认为“传教事业很久以来便与帝国主义扩张的总过程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指出中国学者“将反基督教的斗争看成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人民大范围冲突的产物”，甚至认为“反教骚动是中国最重要的反帝运动”。他承认传教事业没有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不可能有如此发展，但他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传教士与外国政府是蓄意勾结的”。[2](P343)狄文详细描述了圣言会传教士与德国政府之间依据各自利益而不断变动的关系，指出圣言会由于不受法国保护而得以在帝国主义列强间挑拨离间为自己的教团谋利。狄文指出“尽管极少有传教士全心全意地支持类似的帝国主义侵略”，但他们都把迫使中国敞开大门看成是“上帝之王国”的机会。[2](P351)尽管狄的结论与中国学者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但却提供了一幅要细致得多，在重大事件细节上要更准确的历史画面，也修正了中国学者容易把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成铁板一块的简单化的倾向。 

　　在这类论文中，有些则由于国外学者对新资料的发掘，而扩大了研究的视野。美国学者汤若杰的文章探讨了义和团在山西的起源。他讨论的出发点也是就周锡瑞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周锡瑞认为山西义和团主要由于受到毓贤的鼓动而起的看法。他考察了山西地区的教案及其后果，认为在毓贤到任以前，由于饥荒、董福祥军队过境及由来已久民教因地方社会活动引起资源争端等问题，山西社会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因此，他的结论是“毓贤是重要的因素”，但研究不能到此为止，要重视学者在义和团研究中忽视的山西资料的重要性。[2](P462-463) 

　　美国学者魏扬波第一次利用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档案，讨论了两个新问题。一是具体地描述了在中国义和团史中几乎没有提及的直隶景州朱家河的事件。这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清军、义和团与天主教村落激战并杀死大批教徒的一次军事行动。他通过当事人的记载，分析了当时拳教冲突的原因。这和在山东发生的情况大致相仿。同时也说明在清宣战后，清军介入对这类冲突的作用。这使人看到义和团运动悲剧性的一面。二是作者还讨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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