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士丹论文的主题也是从周锡瑞对“降神附体”的讨论开始的，但在他看来这种“真”义和团标志的仪式，包括了人被“一个神所附体而进入恍惚状态，而使神的特征和法力成为这个人的特征和法力”的仪式，并非是义和团所独有的，山东的一个基督教团体“耶稣家庭”成员中流行的“被提”的仪式也是一种类似“降神附体”的仪式。他认为在同为华北平原民众文化产物的义和团和耶稣家庭之间，它们的共性可能要超过在1900年之际的对抗程度。[2](P521,524) 

　　美国学者何伟亚是被看成是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史学家，用内地学者的说法，他的论文从立场到观点都是耳目一新的。他依据义和团运动后三、四年内西方出版的关于传教士在华遭遇的文章和著作，研究了“传教士曾用之影响本国民众的言论，及其具有‘象征性’作用的行为和措施”。他首先解释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在西方人文学科中主要用于艺术领域，或用于对“未开化”的非西方民族的行为的研究。[1](P546)然后他讨论了明恩浦著作中的照片，联军在保定的惩罚性军事行动，保定、太原两地基督教圣址的建立，以及传教士利用义和团事件来推进基督教事业的努力。他在讨论了传教士的做法之后，转向对美国历史学在义和团事件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把传教士问题特殊化，而是就事实论功过，那就很难为传教士树立起好的形象。因此，费正清在论及此问题时主张在做出有关历史结论时应充分考虑历史条件的作用。但他把这种观点仅限于对传教士的评论，而不愿将此种现实主义的认识方法用于对义和团的研究。结果，这种实用主义方法，在为传教士的有罪行为辩护的同时，又成功地把义和团的行为置于非理性的范围之内。”[1](P556)他还批评说：“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想，使许多西方人对我在此论及的这段中国历史不能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我们西方人刻意要忘记历史的某些片断的做法是有害而无益的，因为这是在冒篡改历史的风险，而这正是美国汉学家们过去指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依据。”[2](P557)他强调有必要将义和团事件放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全球范围中去考虑”，象过去那样只注重经济的“角度”会“使人忽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自己用“象征性行为”一词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视。只有这样，西方史学家“才能够着手讨论西方帝国主义形式的其它方面，也才能够发现传教士、士兵和使节行为的某些共性。但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客观地分析、评价他们的言论、象征主义和行为规则，并且做到既不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也不为他们的行为道歉”。[2](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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