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本次大会的论文也讨论了义和团的起源，他也指出了学者们热衷讨论义和团的性质，为的是通过出身，来说明它究竟是忠于清政府还是反封建的。周认为，“义和拳”、“神拳”的名称“可能自拳术传习的派别而来，而这些流派又可能与白莲、八卦教有关，但是这种组织上的关连，并不能解释光绪年间义和拳运动最关键性的特色：那就是他们仇教、反帝的活动以及‘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周认为“追溯义和拳运动的组织源流，不如探讨义和拳形成地区的社会背景”。他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是首先分析义和拳发源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其次找出清末这个地区促成动乱的新因素，特别是1890年促成大刀会迅速成长的原因。最后探讨1898-1899年间在京津地区的义和拳运动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而成的。[1](P567-577)周锡瑞指出，从组织源流的观点着眼，不能很好地解答义和拳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运动不是长期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事，而是鲁西地区阶级结构的直接表现。周最后指出：“义和拳的起源，不只一个因素。当鲁西的经济衰歇之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助长了教民的气焰，构成了义和拳运动的背景。鲁西南的大刀会提供了组织上的典型及‘刀枪不入’的仪式。冠县的义和拳及十八魁首先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流传下来与教民长久斗争的英雄典范。随后在茌平这两个因素与神拳结合。这就是构成义和拳运动的重要成份。在山东巡抚掌握到事态本质之前，这个运动已经形成了。”[1](P594)
显然，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在关于义和团的起源方面，看法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中国学者研究本土历史有天然的优势，虽然义和团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毕竟对爆发义和团的社会环境能有更切身的体认。对中文文献的熟悉和利用，也有本民族语言的优势。不过，由于西方学者在雄厚的学术资源和比较完备的学术训练下，中国学者的优势就成为相对的了。比如包德威曾经研究过济南城市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就到过山东。周锡瑞全家当时正客居山东大学整整一年，不仅比外国学者也比许多中国学者要更早看到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并亲身到许多学者从来也没有到过的义和团起源地去实地感觉当地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正如柯文所说的，对过去的历史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人都是外人。而外人通过历史资料和实地的调查，能使自己建立起同样的对于历史事件的知识。但同时作为外国学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能看到中国学者当时还很难接触到外国文献和档案，能开始借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新的视角来分析历史运动。值得一提的，在这一次会议上，通过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义和团起源的文章，中国学者只有孔令仁一篇。而美国学者许尔文和周锡瑞则紧密结合山东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来分析义和团起源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总之，用周锡瑞的话来说，中国学者对义和团起源的研究集中在经验层次上。而西方人则更重视从理论结合经验分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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