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借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关于仪式(Ritual)与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来解释义和团如何利用早已存在并相当普遍的民间宗教仪式唤起农民，发动这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的”。周文认为义和团在仪式上的标志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鲁西北的神拳。这种仪式则是华北农民受小说和戏剧文化影响下久已有之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造反的联系也有悠久的历史，但“神拳仪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群众性”。周在论证了这种传统不是来自白莲教后，指出要掀起义和团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动力是不可能的，义和团运动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与民间文化深远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指出“神拳”是新产物，但“降神附体”等巫术则是老传统。问题是这种早已存在的仪式是怎样通过神拳与义和拳变成发动群众的动力的。他指出西方文化人类学认识到“仪式”在反映和维持传统社会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除了“仪式”是社会上“文化表现”的一个形式之外，还有“表演”这样的形式。它们不仅有维持社会传统的作用，同时还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表演”就是出现在现代社会并对社会生活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行为。他还指出，“仪式”是传统的、程序化的，但“表演”的内容和形式都极易改变，不仅有维持社会现有秩序也有批评这一秩序的一面。神拳仪式中包含了鲁西北民间传统中“降神附体”和在集市上以表演为主的“亮拳”。由于拳场的公开，神拳的仪式有很大的表演性。在光绪二十五、二十六年春，借各村迎神赛会，神拳迅速蔓延。随着与教民对抗增多，“聚众亮拳”的“表演”在吸引农民加入到义和拳的行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P312-319)显然，周的解释对义和团如何形成燎原大火提出了技术细节层面上的解释。
美国学者李仁杰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新的理论。他的题目是“华北农村的宗教和权力”。他基本上是从美国学术语境出发的，利用了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关系”的概念。所谓“权力的文化关系”是指深植于乡村内外的制度和风俗中的，影响到宗教、亲属关系、水源控制、市场以及乡村生活重要方面的，文化规范和组织体制的复杂模式。宗教是杜赞奇解释这种“文化的权力关系”的核心。周锡瑞主要研究的是义和团在山东地区的起源，李文重点在阐明在19世纪末，“民间宗教在直隶农村的‘权力关系’中是特别重要的”。[22](P483)他分析了直隶农村天主教渗入，教徒与非教徒因乡村共同体中民间宗教活动的费用及和公*业发生争端，教会成了乡村中与教门、土匪一样可供选择的权力体系。文章“证明了传教士公开以提供保护作为入教的交换条件，扰乱了‘权力的文化关系’，导致了当地普遍的对基督教的抱怨。”当义和团仪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传播时，它成为报复工具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他利用《教务教案档》证明了基督教徒的背景与非教徒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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