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纵观1980年代以来关于义和团国际会议的中文论述来看，外国学者给义和团研究带来某些新的东西。首先，研究问题的视角。对起源问题的研究已经进行得相当深入了，白莲教说和团练说已经被更细致和更直接的多维的描述所修正了。对义和团起源兴起过程中技术性环节的探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家者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次，研究问题的方法。对义和团运动之前的教案冲突，也已经被置于一个更具体更翔实的层面上了，教民和拳民都不是抽象的符号体现物，冲突的原因也不再仅仅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或者单纯是宗教文化的差别，而且涉及到非常具体的多种原因。再次，卷入义和团事件各国的历史资料，也由于这些国家学者的参与，正在被开发和利用，为丰富义和团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正如德国学者余凯思说的“没有别的近代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受到深入研究”。义和团研究向何处发展呢？余说：“许多国家卷入了义和团冲突，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西方历史学和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并把他结合到自己的论述之中。未来的研究首先应该加强对当时在中国的不同的外国人团体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考察。这一点特别适应于外交官和传教士。罗马收藏的关于天主教传教的档案迄今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与利用。人们事实上对整个军事史（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战争参加者的经历和报导、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知之甚少。许多重要的档案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国家，都期待着历史学家们加以开发。所有这些在讨论会上都未被涉及。”[6]当然交流尽管有强势和弱势的感觉，但总是双向的。在中外学者研究的旨趣、方法和史料中，我们都看到了“理论旅行”的痕迹。至于中国学者作为义和团研究的最大的学术群体，对义和团研究的贡献自不待言。（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包德威著、王栋译：《近年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研究》一书的前言，《义和团研究会通讯》，总第7期，第5-15页；佐藤公彦著、任明译：“参加义和团讨论会的印象、感受与介绍”，《义和团研究会通讯》总第16期，1992年3月，第32-38页；及前引余凯思文。）但作为中国的研究者，西方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极有启发性的。 

　　　　附表 

分类＼会议　　　1980年会议　　　 1990年会议　　　　2000年会议 

理论与方法　　　　　1　 　　　　　　1　 

运动评价　　　　　　6　 　　1　 　　7　　　3　 　　8　 　　1 

义和团源流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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