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会议上，柯文的文章是《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看法缺乏历史资料的支持，对义和团斗争复杂多样的动机进行了错误的解释。在他看来，历史资料只能说明当时的外国人认为这一冲突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而当时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冲突来源于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和一切外国事物的仇恨和恐惧。他同时认为，当时人的看法又都是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建立于某种宗教前提的基础上。柯文从拳民和教民关于干旱、战争的宗教理解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对方宗教的相互诋毁三个方面，论证了他关于1900年的拳教冲突是宗教战争的观点。[3](P59-81)除柯文外，德国学者余凯思(K.Muhhahn)也认为，宗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所以该运动主要应被理解为一场宗教冲突。[3](P624-625) 

　　英国学者狄德满从另一个方向对大刀会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认为，大刀会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反基督教会的组织，而是当时乡村社会诸多相互矛盾冲突着的势力集团中的一个。尽管大刀会确实在1896年进行了反教会斗争，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参加了1898年到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一期间，大刀会仍然作为乡村自卫组织而存在，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保持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大刀会甚至还同外来的义和团进行过战斗。我们知道，对于义和团时期的乡村社会来说，资料的相对缺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使许多研究只能依靠并不完全可靠的调查资料进行。狄德满的研究大量使用了在华传教士当时的信件等记载，极大地弥补了中文资料的不足。这或许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如果想要比较完整地重建19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历史，还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传教士们所留下的丰富资料。 

　　从乡土文化入手推进义和团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一些学者通过民风民俗、民间信仰、乡民意识、大众戏剧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出许多新课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有学者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日本学者马场毅探讨了义和团的宗教信仰、仪式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系、认为义和团崇拜的诸神来源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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