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象柯文那样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更多地关注在特定时刻和地点的宗教文化在事件中的影响,但其叙述方法还是能为中国学者所理解的。当然,除去方法论和视角的差异之外,在中国学者看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爱国和排外方面的性质问题,在国外学者则认为职业历史学家应该做更具体和细致的说明,而不是在“道德”层面上作价值判断。
四、2001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会议:值得关注的信息
2001年6月22日至24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了名为“义和团、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两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共宣读了29篇论文。(注:论文题目见“‘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英国召开”,《义和团研究会通讯》总第26期,2001年12月,第32-33页。)从论文的题目来看,与在中国召开的会议论题有较大的不同。研究教会教民的有3篇,研究各国士兵与义和团的有4篇,从照片、年画、出版物研究义和团的有4篇,有8篇研究义和团与各国对华关系。笔者未能看到全文,但从题目感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向下层问题发展的趋势,比如关注参与战争的士兵和受到战争影响的妇女,再如在儿童教育中的义和团。
其中,何伟亚的《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叙述了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和直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劫掠活动。这些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品的处理方式,引起了欧美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作者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何认为,当时通俗小说和异议文学表现出一种焦虑。“当针对中国人的极端暴力或劫掠北京的现实事件超过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与小说的描述相类似的时候,人们就会用小说中的辞藻而不是文明必胜的词语来表现欧美人行为的意义。虽然西方人还没有把自己视为野蛮人,但对某些欧美人来说,凶残的暴行和劫掠活动就是种族退化的表征。”[4]
狄德满在《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中指出,1900年夏天,华北某地的基督教社群组织了教会武装,与义和团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武装活动是这一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性暴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地位,领导基督教社群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作为乡村精英的传教士,在天主教社群面临危难的时候,组织教徒武装,度过了义和团的风暴。他认为某些学术论著把1900年“华北事件”的起源归因于德国圣言会安治泰主教进攻性的传教活动,多少有些简单化。他的看法是义和团运动毕竟只是边缘性地影响到山东南部。确实可以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一次短暂地超出常规的事件,是1898年秋以后特殊和复杂的内外局势相结合的结果,它并不符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华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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