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拳首和拳民大都是出身于下层社会，很少有地富绅董参加义和拳者。正如有一个内阁中书许枋所说的那样：“……且肇祸实由拳匪，为匪者大率身家轻薄、愍不畏法。其饱暖殷实者必知自爱，不党匪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农民运动类义和团补二%>。《偶存》的记载完全证实了他的说法。再参照《山东义和团案卷》的记载，则更可清楚地知道，这些拳会首领，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雇工、赤贫无产者，就是黄河沿岸的牵夫、船夫、挑水为生者、赶脚驴者，或是木匠、修伞者、厨役、小贩、小手工业者、江湖卖艺者等等，也有一些已革粮书、营勇等人。据邹平县禀称，义和团民张安庆等七十八家，共有房屋八所，地二百二十四亩七分，平均每户土地不到三亩，房屋则几乎无栖身之所；另据阳信县禀报，查抄拳会六县大师兄孙九龙等四十四家，内贫民居多，且有产业全无者，所有房屋全系草房，即地亩亦多系碱瘠之地；其余如朝城、馆陶等县更报称并无拳产可封。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僧人入拳会并成为拳首的不少，这在《偶存》中所载甚多。 

　　武生、文童也有习拳的，如高唐州的武生李泽、平阴县武生熊方岱等人，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一般地主绅士，虽有参加反帝活动的，然而直接参加义和拳者，不仅罕见，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大都是义和拳的反对者、破坏者和镇压者，这在《偶存》所辑的史实中占的分量相当大。在义和拳反帝反封建斗争最激烈之处，清政府往往施展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方面派兵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也派人前往游说劝禁，而这些前往劝禁的人，大都是各该地方的所谓有影响的士绅人等。从《偶存》所辑材料来看，这种作法是由山东抚院统一布置的。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高唐州的禀报就说是：“遵饬兼用绅士”；又如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禹城禀为首事李茂先、李万善请奖。袁世凯当即批示：“禀悉。据吴统带长德禀，首事贡生李茂先前已核给奖札矣。李万善现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拳会，解散胁从，不无微劳可录，自应查照前案，赏给五品顶戴，以昭激劝。”<%以上两例均见《偶存》卷三、卷五%> 

　　山东省的各级地方官在发动地主士绅劝禁拳会的过程中，尤其重视那些曾经参加拳会或平时与拳会有所联系的文童武生人等，对他们进行拉拢收买，使之在义和拳内部进行破坏，或用作鹰犬，反过来帮助官军镇压拳民。如前已引述之高唐州武生李泽，当地方官探知他平时与拳会有联系之后，济东道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禀报抚院说：“李泽即李鸿魁……。宋兰亭（思县武生）、史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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