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以下简称《偶存》）卷一%>。这是认为义和团起自乡团说的重要依据。应当指出，这些“乡团”当时都是民间“私团”，虽然后来在张汝梅、毓贤等人的奏折中曾宣布要把它们收编为官团，而且确实也收编了一些；但是，从《偶存》所辑抄的文件看，凡涉及义和团的，没有一件提到它们与乡团或官团有什么关系。甚至对山东义和团的称呼，山东各级官员都称它们为“拳”而从不称“团”，这与袁世凯奏报所谓“查明拳会实难改练乡团”<%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十三页%>是一致的。此外，综观这份手稿，可以知道，作为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整体来说，参加这一运动的成份，是相当复杂的。许多民间秘密组织都参加了，义和拳仅仅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前，它并不是很主要的。那时在山东一带从事反洋教斗争最活跃的组织是大刀会。《悟澈源头》作者左绍佐说得很清楚：“佐尝问之山东人，云义团不知所自始。山东先有大刀会，其人好为义侠，专以武勇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取其酬。初亦止习刀法，并无神奇，近乃有禁炮御枪之术”<%《悟澈源头》，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大刀会与义和拳并非一事，《偶存》之内，只要有可能，总是把刀会与拳会严格分开的。各地方官在禀报时固是如此：某地某日有“拳匪滋事”；某地某日有“刀匪抢劫教民”等情。即使是洋教士，也认为刀会与拳会虽都反对教会，但它们并不同属一个组织，所以他们在给当地官员或给山东巡抚告密或抗议时，也是把刀会与拳会分开的，这种记载在《偶存》内的记载很多。而且这在山东巡抚张汝梅及毓贤等人的奏折中，也是明确的，他们一再声明山东的大刀会并非就是义和拳<%见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
至于义和拳与白莲教的关系问题，《偶存》内也有多处提及。如：第十一卷内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清军参将张勋的一个禀文，报告他在七月初二日于□化县的流钟口地方捕获了一名叫靳盛然的义和拳大首领，是所谓“滨、□、阳、利、蒲各州县领拳厂匪首”。并“讯据靳盛然供认，系第一乾卦著名匪首”。这说明靳盛然既是拳会首领，同时也是白莲教的头头。在同一卷内，还记载了一个名叫宋怀的义和拳首领，在被清军捕获时，同时“并获黄布头巾，上写乾字暨八卦印布”。这些事例，在《山东义和团案卷》中，亦可得到佐证。当时在山东、直隶交界各县活动的义和拳内，白莲教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各卦之人都有，甚至还有“中”字门者。上述山东滨州、□化、阳信、利津、蒲台等县是属于靳盛然的“乾”字拳会；在海丰县则有“巽”字拳会；冠县十八村是“坎”字拳会；惠民、商河、齐东、济阳、邹平、章邱有“离”字拳会；乐陵西南乡有“兑”字拳会等等。这些都说明，山东义和拳与白莲教是大有关系的。至于大刀会，则很早就有人认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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