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偶存》辑录者的姓名和身份，由于这份手稿内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说明，故一时难以确定。我们曾根据手稿内偶有“知耻”印记及偶有辑录者个人的函稿和应酬方面的记载，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所藏有关山东巡抚衙门官员升迁调补名单，未获结果。但从手稿所辑内容来看，此人应是历经毓贤、袁世凯等山东巡抚任内的山东抚院内的一位经办洋务文案的官员而不是普通的书吏。在袁世凯离开山东巡抚之任后，由于他仍留在山东抚院经办洋务文案，所以他也不是某任山东巡抚的私人幕僚。再从手稿内经常出现的诸如：“改定沂属教案折稿”、“九月二十七草，另有清稿，二十八交上”、“辰传见、下午又见”、“午传见，下午护院传见”、“午传见。是日护院接印、下午见护院”、“夕得电，安帅调豫抚，二十二辰禀贺”以及“下午潘仲年观察召饮于洋务局”、“夕答拜马拱宸观察”、“二十七……拜徐孟澜、孔少沾、夏庚堂”等记载来看，这位佚名的辑录者，不仅是一位文案处的普通官员，而且还是十分接近历任山东巡抚的高级官员。所以与其交往的人，才大都是省内身份较高的官员。至于这份手稿的辑录者既然一直是任职于山东抚院，而他所辑抄之作，却发现于清外务部卷宗之内的原因，则因尚未见到任何记载，不便臆测，姑先存疑。 

二、从《筹笔偶存》谈山东义和拳的源流 

　　山东义和团的源流问题，是长久以来就为学术界所注意，但至今未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偶存》内的一些官方文件曾涉及了这一问题，如在毓贤、袁世凯的一些奏折、通饬、告示等文件内，都说义和团是创立于咸同年间，起初并非专以反洋教为目的。后来，“平民因屡受教民欺凌，希图自保身家，更有创立乡团，学习拳勇，名为义和拳者”<%见《筹笔偶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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