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清王朝”的看法，还是认为“扶清”意味着“扶保中华”的表述，抑或是认为它既有爱国主义一面又有封建主义一面的折中观点，都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进程以及义和团运动在这一进程中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进行的理论性思考，难以在历史资料支持下进行历史的求证。当然，这种研究本身自有其价值，而且有关争鸣也推动着研究者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
1983年，程ｘｉàｏ＠①发表《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贴》，把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从*思想方面推进到更深入也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层次。（注：程ｘｉàｏ＠①：《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贴》，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从源流研究的角度看，该文提出了研究思想源流的问题，使强调组织联系的源流研究出现了新局面。）稍后，陈振江、程ｘｉàｏ＠①合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又进一步推演了这一理路，以文献为线索，与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相参证，来探讨义和团思想意识，在强调民间宗教意识是义和团思想主要来源的同时，他们还指出，其他社会意识、民俗信仰、甚至乡村士绅的意识也渗透在义和团思想之中，使之表现某种复杂性。[25](P191-240)
在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的不断深入过程中，研究者开始把义和团思想意识与当时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社会习俗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历史的解答。李文海、刘仰东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模式引入义和团思想研究，同时还运用“从众行为”、“社会刻板印象”等范畴来分析义和团时期的各种现象。[26]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文章。1988年，路遥、程ｘｉàｏ＠①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出版，其中《义和团*意识散议》一节综合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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