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团反教会的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有利条件。[30](P27)另外一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分析了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策的含混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41]林华国反驳了《义和团运动史》的观点；认为在义和团兴起阶段，清政府是严禁义和团反教会斗争的，只是在处理时尽量采取“弹压解散”的方式，如果遇到抵抗则使用武力剿办。[42]另有研究者分析了山东官府以“改拳为团”、“会匪区别”和“惩首解从”为内容的拳会政策，认为这种特殊政策试图通过官方控制拳会的办法，来限制其反教会斗争，同时又在乡村社会维持一定的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以限制教会势力的过度膨胀。[43]
再一个问题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的原因。传统观点强调义和团自身的发展和力量的强大，认为这是义和团斗争的结果。有的文章则认为义和团能够大举进入北京，主要是因为后党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对义和团采取了全面招抚的政策。也有文章认为慈禧确有信邪术以保国的思想，义和团入京是清政府主抚政策的结果，义和团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北京城。[44]林华国指出，应该重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对形势变化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义和团就是在清朝军事机器暂时陷于半瘫痪状态的形势下，顺利地大批进入京津的”。[45]
围攻使馆与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义和团时期的重大事件，同样反映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80年代初，李德征、丁凤麟对把围攻使馆事件说成是义和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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