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38](P79)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较早阶段，革命史观的一个理论预设始终纠缠着研究者：义和团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代表，而清政府则是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走狗，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两者之间因此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不可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渐地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39]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这种观点在相当长期内是论述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主流观点。

         8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时期的政策。廖一中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40]《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以及直隶总督裕禄都对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