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以往对义和团污蔑、谩骂式的历史叙述得到清理，义和团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学科领域，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其余一些相对说来较具学术性的论著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对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开始了认真的反思。1979年到1980年，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李侃提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4]左步青、章鸣九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5]李时岳在稍后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两大部分来分别分析，认为前者“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它的性质，对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颇具价值，但似乎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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