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他不仅否认义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而且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并且把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6]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方面，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其斗争，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特殊形式的农民战争，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既反帝又反封建，或者反对用封建蒙昧主义来概括义和团运动，反对义和团“奉旨造反”的提法。苑书义不同意把民族战争和农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7]戚其章则认为农民阶级反封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而反对封建制度、改变生产方式、变革封建政权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不能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内容为标准来否定义和团农民运动反封建的性质。[8]孙祚民则引经据典，针对王致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蒙昧主义等属于反抗的方式问题，过分强调这些落后的方面，认为这些表现“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义和团运动”。[9]总的来看，在当时这场争论中，建国之后形成的传统观点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以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变革根本动力的过程中，史学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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