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中国都站起来了，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人民方面。欧洲的匪徒们曾经欺凌他们多年，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去。”

　　同年十一月，马克·吐温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公开宣布：

　　　　“我就是义和团。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为什么列强不退出中国，让中国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呢？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以上参看《世界文学》1960年第10期，第128页。)

　　触发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民族的危机，接着德国又借一八九七年发生的曹州教案武装占领胶州湾，迫使山东人民首先发难。自从一八四○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摧毁了中国固有的防线之后，大批传教士就乘势拥入，上下渗透，公然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建立据点，深入到各个城镇和乡村，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到十九世纪末，单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挑起的大小教案就达四百余起，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久已把传教士中一部分作恶多端的人看作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

　　当义和团开展“扶清灭洋”的反帝斗争后，外国传教士先是怂恿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进行干涉，压迫清政府撤换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后来发展到竟然脱去了道袍，穿起了军装，拿起了毛瑟枪，参加到侵略军的队伍中去，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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