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写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一封信中透露：

　　　　“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在写给巴黎遣使会总部负责人白登卜的报告中供称：

　　　　“我们在北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名翻译官，其中八名是精通华语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向。”(《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72页。)

　　基督教（新教）在华北的传教士也有一部分直接担任了侵略军和使馆的翻译、向导、情报官等，他们有的穿上军装背起了枪，其中有诸如曾长期担任过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创办“尚贤堂”的李佳白，担任天津教区监督的宝复礼，北京公理会会督梅子明等，都曾在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干得很出色，有的还写了书，不自觉地提供了自供状，更多的是竭尽全力为侵略军出谋划策，带领军队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和到处敲诈勒索。

　　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后，即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烧杀劫掠岂止三天。全城出现一片“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的惨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外国传教士也参与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不但自己全副武装，还发**给教徒，在北京城内城外任意射杀无辜百姓，放火烧屋，劫掠大批财产，抢占王公贵族的宅院，以至于四出搜索义和团，强迫地方当局和农民付出巨额赔款和“以人头抵人头”，即教徒被害一人需交出人头一个。用当时在北京目睹这场浩劫的英国人总税务司赫德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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