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年的处理教案，使李秉衡悟出了一些见解。这点，在他1896年8月3日给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折中明确表达出来。他说，“教案”所以连连发生，是因为“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他进一步分析事情的根源说：“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借为捕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甚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他向清政府提出：“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

　　由此可见，李秉衡在处理教案过程中，认识到了以下几点：第一，人民反抗教会的活动，“非欲为乱”；第二，“教案”之曲直，是“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所至；第三，其根源在于“西教传入中国”。李秉衡的这些认识，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民族矛盾日趋压倒阶级矛盾。在国难当头之时，人民群众斗争矛头的主流向反抗外来侵略转化了去；而地主阶级营垒中的部分人士对人民群众的斗争，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开始有了共同反抗侵略的可能。

　　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传教士一人被杀，一人失踪。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压迫清政府“严惩滋事之人”。清廷饬令李秉衡办理此案。李秉衡也立即作出处理：逮捕并杀死肇事者二名，*多人。教案本身属于一般抢劫案，而归根结底，仍因为传教士欺压中国人民，人民进行的正义反抗。然而，久已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