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中国更多的觉悟者认识到守旧只能落后，必须学习西方才能强盛，把民族解放运动与学习西方紧密结合起来，并出现了高潮。孙中山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人民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人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是中国*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4页。）这种思想的变化，是义和团用血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义和团用自己的斗争实践，否定了盲目地仇视一切“洋”物，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帮了大忙，使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走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

　　义和团运动和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志不少退，开始和留学生相结合”（槌子夫人：《亡夫滔天回忆录》，《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10页。）。他除继续从事会党工作外，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日益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组织革命队伍，争取同盟者。这是孙中山革命历程的一个重大变化。义和团运动前，“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有所称下流社会，仅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苟与之言，独较缙绅为易入”，故孙中山从“联络会党入手”（《中国革命史》，《中山全书》第四册。）。义和团运动后，知识分子忧时感愤，民主革命勃兴。大批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留学欧美日本，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的社会力量。孙中山及时地“专从联络留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以培养人材，解决资金问题。”（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27页。）他积极支持留学生运动，热情赞助他们办刊物鼓吹革命，参加他们的爱国革命活动。一九○三年接见廖仲凯夫妇等有志革命青年，让他们多做留学生工作。义和团运动后，孙中山全部工作中“成效最著者，则为联络留东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6页。）各省留学生大批投到孙中山的革命民生派旗帜下。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开始与康梁保皇派划清了界限，开展了坚决的斗争。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定后，为了欺骗愤怒的群众，抵制革命，实行所谓“新政”。这使康梁极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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