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指出，义和团以“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在《民权主义》讲演中指出，义和团仇视一切“洋”物是“对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不相信外国真有文明”（《孙中山选集》，《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资产阶级革命家虽然轻视群众斗争，但也看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而带来的种种弱点。孙中山的主要错误在于他还不能明确指出，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为什么义和团产生“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真正的革命家怎样正确对待领导群众运动。而这些恰是当时孙中山所不能解决的。
孙中山没有和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义和团运动相联系，并不能据此而抹煞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战士和领导者。他不仅在民族危亡关头，发动了惠州起义，还积极支持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特别是他热情关注、支援了当时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各国革命者中赢得很高的威望。李大钊同志指出：“这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李大钊选集》第562页。）
二
义和团运动对孙中山的首要影响，是他认为“时机不可失”，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他在谈到要发动惠州起义时说：“今日事机已发，福祸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6页。）
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时机，对孙中山是十分重要的。他后来回忆道：“由乙未初败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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