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虽然对英、日帝国主义有幻想,对群众运动缺乏正确的认识,影响也较小,但他们不“扶清灭洋”,不“攻团匪以救上”,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目标进行了斗争。在失败的情况下, 他们把骨干力量有秩序地撤到海外, 保存了一定力量。这一切都表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过去一些论著中,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活动,显然有失偏颇。
惠州起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推动,它与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一起,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高涨。孙中山后来说:“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与庚子前“相较,差若天渊”。可见“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孙中山受到形势变化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逐渐赢得了开始觉醒的人民群众。
三
义和团的壮烈斗争及其失败的结局,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
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被帝国主义勾结清朝统治者剿杀于血泊之中。《辛丑条约》,使帝国主义进一步对中国加强了控制和掠夺。慈禧太后为头子的清王朝,出卖、屠杀义和团,公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成了“洋人的朝廷”,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彻底破了产。反对卖国的清政府成为斗争的主流。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全国,它用血的代价使中国人民对清王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之败,引出“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有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这使孙中山清楚地看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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