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只有极少数革命追随者和宫崎寅藏等日本朋友，“尚不尽灰心者”，给他以鼓舞。他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派郑士良、史坚如等联络广东、福建、长江一带三合会、哥老会，艰苦地筹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一九○○年的夏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高潮，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战争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命郑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进行攻取”，乘此大好时机，用武装斗争“以救危亡”，来实现“挽回大局，再造中华”的目的。（《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9页。）

　　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集合于惠州归善三洲田。十月惠州起义爆发，半个月时间内，队伍由六百人发展到一、二万人，“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这支起义队伍，在外国人看来也是新奇的，它与“各地逢起的排西教会匪趣异，宣称以覆满洲政府为目的。”（《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可惜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了孙中山从海外接济起义部队的计划，起义军又无良好的群众基础，最后弹尽援绝，被迫解散（起义军没有搞好与村民关系而遭到邻村联合攻击。《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史坚如为响应惠州起义，在广州城乡已联络绿林、防营，因缺乏饷械，“屡谋响应，皆不得当”，而冒险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被捕牺牲。

　　比较义和团运动、惠州起义和自立军起义，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民族危亡关头，从不同的立脚点，在不同的道路上，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战，构成了一九○○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义和团运动以其巨大规模、反帝坚决和重大影响而成为运动的主流。由于它的复杂性、落后性而带来的不反清而“扶清”，盲目排外，最终地失败了。唐才常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反对清政府中最反动顽固势力的斗争有其进步性，但受康、梁控制，目标模糊，又对帝国主义及张之洞有严重幻想，不能不导致失败。唐才常起义对后来有积极影响，但也同样不是由于它的成功，而在于它的流血牺牲告诉一切有志者应该走革命的道路。自立军失败后一部分觉悟分子参加到孙中山方面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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