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这虽然是反对义和团的态度,但是出发点是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清王朝(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2——94页;《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52——55页。)。
在孙中山著述中没有攻击过义和团为“团匪”(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一文的旧译本有三处“拳匪”字样,这是旧译的错误。孙中山此文乃得玉宠惠之助,用英文写的,题曰The true solution ofchinese question,发表在美国,东京日文《革命评论》和香港《中国日报》翻译刊载。中文旧议是《中国日报》的译文。根据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总理全集》第四集影印原稿,皆无“拳匪”字样,而是“一九○○年义和团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等。新译文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63页。)。一九○一年在他支持、赞助的《开智录》中,发表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一九○三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明确肯定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表达了“民情”,看到由于义和团等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可能“分割”中国。指出:“观于义和团民……视死如归,……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就会更沉重地打击侵略联军。“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8——602页。)一九○四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排外仇外是清王朝顽固派所煽动起来的:“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他认为,封建顽固派煽动排外主义与蒙昧主义的目的,是不使中国人民“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9页。)后来,孙中山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对义和团进一步作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他肯定义和团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他说:“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与英国提督西摩所带三千联军“肉体相搏”,“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3——724页。)
当然,孙中山限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要求他完全正确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不可能的。他对义和团运动有批评,有否定,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他不崇拜愚昧落后。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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