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仇视帝国主义的愤怒情绪，尤其是对外国宗教侵略势力的对立，通过义和团斗争而集中爆发起来。由“仇教”而发展成“扶清灭洋”，这对自发的群众反帝斗争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与其说“灭洋”为了“扶清”，倒不如说“扶清”、“顺清”、“保清”是为了“灭洋”。这个斗争口号，把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民族矛盾的激化，给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复杂性。没有任何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北方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斗争，运动中出现种种幼稚、落后、愚昧的行动是难以避免的。封建顽固势力极力煽动盲目排外主义，仇视一切与“洋”字相关联的事物，利用、愚弄以及出卖义和团，造成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必然遭到的历史悲剧。但是，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反抗，使列强失色，清廷失措，惊醒全国人民，做为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列宁在一九○○年《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正是把义和团运动与印度士兵起义、布尔人的抗英战争相提并论，寄以深切同情；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欧洲“目前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的鬼话。列宁在这篇不朽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3——217页。）觉悟的工人阶级，即使对处于最落后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也应该采取同情和支援的态度么？列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时的孙中山刚刚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寻找真理，诚心诚意地为救国救民而献身奋斗。不过，他不会、也不可能觉悟到要去联合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和他格格不入。孙中山反清，不“扶清”，他不是“义民”，是“当时政府的叛徒”（《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50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是他提出的奋斗目标。他是伟大的爱国者，却不能提出反帝，也不主张“灭洋”，而要学习外国，幻想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他看来，挽救民族危机，只有学习外国，走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他先进性的表现。
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不是没有人主张劝说义和团“改扶清灭洋标志为革命排满”者，个别人还曾亲自去天津见义和团大师兄，终于感到“拳党顽固，无可合作”而失望（冯自由：《革命逸史》；《辛亥革命》（丛刊）第1册第153页。）。义和团对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会把孙中山等人视为“二毛子”。义和团视清政府为国家，把封建顽固派当作同盟者而加以联合，这是他们落后的小生产者地位所决定的，也是和义和团中“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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