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国主义的压迫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反抗。甲午战后，“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每日都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已经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一八九七年末，康有为《上皇帝万言书》进一步惊呼：“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第189页。）如果说，乙未年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孙中山组织的第一次广州之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山东大刀会等斗争，是甲午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起点；那么，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支持下进行救亡图存的“百日维新”，就已经是这次民族解放运动中有声有色的一幕了。紧跟着戊戌变法运动被清朝封建顽固派血腥镇压失败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运动。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这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主流。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的斗争表现出反帝斗争的坚决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义和团出自北方农村，“多似乡愚务农之人。”“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民也。”（《庚子记事》；《拳案杂存》，《义和团》（丛刊）第4册，第451页）这正是民族反抗斗争的特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受害的阶层是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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