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虽然义和团的反侵略意识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相比有些简朴,但他们认识的基点和指向是一致的,都体现了挽救民族危机的迫切要求。因此在当时就有许多人看到了义和团斗争的真谛。柳堂在《宰惠纪略》中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03页。)。
由于义和团提出了“灭洋”的口号,它的目的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拳时上谕》附录:《杂录》,第117页。)。因此便得到了较为广泛(尤其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使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固然,义和团不加分析地要杀尽所有在华的外国人和攻打使馆的举动是不可取的,但这是源于阶级的和认识的历史局限。同时还似应指出的是,这些不可取的举动,是发生在帝国主义侵略、蹂躏和宰割中国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而且是在帝国主义深重压迫下的中国。因此,不能以此来否定它的反帝、反侵略和挽救民族危机的大方向。
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众所周知,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瓜分狂潮中,德、俄、英、法、日等国纷纷得手,在华势力急剧扩展,中国大有沦亡之势。值此存亡之秋,维新之士的爱国热望化为泡影,随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固然也被镇压下去。然而列强却不得不从团民的顽强反抗精神中认识到,“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86页。)的中国。美国的《纽约新西报》曾发表了《论中国不可瓜分》的文章,认为“今日为各国计,惟有扶其四万万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复辟,再行亲政,则义和团不平而自平”(《清议报全编》第17卷,第171页。)。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又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所谓“保全主义”政策,虽然并未改变中国被压迫的地位和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却使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破灭了。这是连当时的帝国主义者都承认的历史事实。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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