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均粮”(《临清县志》。),主要是对着他们。郯城义和团还明确地提出了“抵制洋人洋教,均粮济贫”(《郯城县禀沂州夹单》。)的口号。据记载,当时仅郯城一县,被均粮的信教地主等即共达二百三十二家(《沂属教案赔偿清单》。)。义和团的这些斗争活动,很明显是带有反封建的因素的。
第二,义和团皇权主义表现形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这是义和团皇权主义的又一个特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四种皇权主义形式,在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有人认为:义和团的“扶清”,“‘扶’的正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而打击的却是比较开明的光绪皇帝”(《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史学》。)。这个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其一,从组织上看,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出现了拥帝派与拥后派的对立,并不是所有的义和团组织都“扶”慈禧一伙顽固派。其二,从地域上看,主要是京津一带的义和团“扶”慈禧一伙顽固派;而即使在京津地区,也仍然有表现为其他形式的皇权主义。其三,从数量上看,“扶”慈禧一伙顽固派的义和团组织在整个义和团队伍中只占少数。其四,从时间上看,拥后派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大约两个月,而从一八九八年冠县蒋家庄起义到一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却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因此,以“扶”慈禧一伙顽固派这个局部现象来论证“扶清灭洋”口号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显然是不妥当的。
那些参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义和团组织,为慈禧一伙顽固派所利用,“事事合政府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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