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的概念在义和团的思想库中含糊不清，在实际“灭”的过程中，就一定象某些论著断言的那样，要把一切与“洋”沾边的东西统统“根绝”么？近年发现的《筹笔偶存》表明：前期义和团不仅不拒用洋枪洋炮，即使以最易动感情的高潮期看，“拳民”们也未必做得那么绝。在天津，曹福田曾下令不准捣毁洋货铺。保定附近“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里铁路得以无恙。”新城某团更有“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的明文规定。类似的记载足以表明，义和团认识上的模糊，并未导致行动上必然走极端。所谓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云云，实乃夸大其词。

　　偏激的举动当然是有的。象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以及“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署极刑”等记载，虽多出自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文人的笔下，却不能视为全是捏造，对此亦不必讳莫如深。但这些脏水似不应都泼在义和团、特别是农民团民的头上。切莫忽视，心怀叵测的封建顽固派的示范、唆挑，对义和团的“排外”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庄王载勋一次便在“府外杀教民数百名”；自居“拳首”的大学士徐桐“恶西学如仇”，据传他曾亲书对联，煽动义和团“攻异端”“以寒夷胆”。表面看，封建顽固派与义和团对准的是同一个目标，但动机、效果却不能同日而语。何况，义和团是个松散的组织，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可立坛铺团，因此，不少坏人混入义和团，这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些冒牌货干下的“乘隙抢掠”、“*寻仇”等“烂事”，绝不能加在农民团民头上。

　　再说，农民团民做出一些越轨举动，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党人，而是一批小生产者。小生产者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其推演不出一个真正有博大视野、比较科学的整体世界观。他们不可能把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同它借以掠夺的工具——机器、铁路、洋货等加以区别，不可能意识到这些东西同时还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实质，而只能凭藉直观的感觉和狭隘的经验，就一些社会变化的表象作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他们看来，洋人也罢，洋物也罢，无一不与“侵略”联系在一起；教士教民“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就应当诛；洋货洋机器“有碍生计”，且“借以祸中国”，就应当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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