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这一舞台是在二年后的1898年。当时由于维新思潮日渐高涨，由开明派任巡抚或总督的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相继制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开始着手实施，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当时媒体有这样的报道：“支那俊杰张之洞门下的学生，不久前已有被派遣来日本，而此次又有准备从湖南、湖北两省挑选学生200名，于近期内派来我国。（中略）此乃近来之一大快事（注：《教育时论》471号，明治31年5月15日，内外杂纂栏。）。清国在四五年前还轻侮我国，厌恶我国。然而，今日却一朝反省，对我国尊敬有加，将培植教育人才之大任委托给我国。我国又应以如何之觉悟来对待此事呢？”（注：上田万年：《关于清国留学生》，《太阳》第4卷17号，明治31年8月20日。）
明治初年，中日建立邦交之时，由于两国当时都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因此相互间能够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建立基本平等的国家关系。以后，日本全力推进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国内改革，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同时还致力于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以谋求修改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在中国，尽管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洋务派官僚们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它没有能够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国家积贫积弱。在这一形势下，日本不是在维护两国平等邦交关系的基础上与中国携手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是效仿欧美列强的手法，出兵台湾，挑起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方面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比败给西方人要大得多。而在日本，此次战争的胜利被认为是明治维新以来西洋化努力的结果，是文明的胜利，从而使国民自信倍增。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带给了日本人莫大的喜悦——一种弟子受到昔日的老师尊敬的喜悦。
进入20世纪，在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04至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留日运动达到高潮。面对这一盛况，有人称中国不愧有大国风度，但更多的日本人则认为：“往昔我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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