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看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害，以及日本在华势力的培植。而且，从人道上考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还被认为是日本的天职。像这样的“人道”论和“天职”论往往一同被提倡。这种风潮同样起始于留学生赴日的19世纪末，中经义和团事件和日俄战争而渐趋高涨。

 “从人道上观之，我国已输入了欧美文化，成为东西思想的中心点。尽管不足之处和他人的指责还很多，但大体上看，人权之发达、自由之伸张、教育之整备、各种文明要素之发展已远胜于清国。因此，教育扶掖清国人乃是为人道，为文化，为世界的幸福和平，是我日本人作为人类生存于斯世所应尽的义务。而且，从国家责任而言，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可谓唇齿辅车，促使清国觉醒，适应世界列国之大势，是为东亚永久和平所不得不为之事。我国以国家存亡为*注屡屡作战，以带来财政经济困难之危险为实施各种计划，所幸的是，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国威高扬，以至声望凌于列强之上，清国留学生日见增加。因此我国致力于这些留学生的启导，只不过是厉行我向来之国是，履行我国之天职。”（注：野田五郎助：《中国人教育之所感》，《教育界》第5卷11号，明治39年9月3日。）

这种议论的展开，是与日本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东亚小国的劣等感中完全脱离出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位于东西思想中心点的头等国。日本认为，作为东西文明的综合者、亚洲的先觉者，日本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把自己的综合文明扩散到顽固的清国，因此诱导启发清国留学生不仅是人道，而且也是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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