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学与根岸佶虽然同持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论，但二者对绅士特质的认识则有所不同。首先，根岸佶认为绅士是民间自治体的代表，而佐野学则认为绅士是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前者把绅士放在社会一方看，而后者把绅士放在国家一方看。其次，根岸佶认为官僚是国家机器的载体，绅士是联络官民的中间社会集团；佐野学则认为绅士与官僚属同一阶级，在朝官僚与在野绅士无本质差异，“中国革命前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绝对占有制，那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包括在任官僚、不在任的豪绅及大地主。当官僚退休回乡，就变成豪绅，豪绅一旦出仕，就成了官僚”。也就是说，前者主要是从社会角色方面来审视官僚与绅士，而后者则主要从阶级本质方面来审视官僚与绅士。
根岸、佐野二氏的著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汉学界中国绅士研究的早期成果，其论点虽为不少学者认同，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1948—1949年，松本善海先后发表《旧中国社会特质论的反省》和《旧中国国家特质论的反省》，对中国国家、社会分离论提出质疑[?]。按照佐野学等人的观点，只要农民纳税，中国国家“就没有插手村落自治的*欲望”。对此，松本善海不以为然，认为正是出于税收的需要，国家不但不能听任乡村自由发展，相反会极力加强对社会的干预和渗透，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编制乡治组织，以便确立对农民的控制；正是由于中国国家建立起控制农民的体制，它才退到一个似乎与社会“分离”的位置上，从而使乡村具有“自治色彩”。在此基础上，松本就乡绅问题提出如下论点：
（1）乡绅是唐宋间在基层社会确立统治的。他说，秦汉时代，彼此孤立封闭的自然
村构成专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后因地方豪族将这些村落的自治机关转化为自己的专制机关，或“制造出独自的结合而将之拆散”，因此到了隋唐时代，为了有效控制这些村落，政府在各地建立了“行政村”，使国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