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方法论上存在着这种差异，但是，在方法论以外，两书又迫使我们再次面对“国家与 社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旧又新，而且极具魅力。川胜描绘江南市镇的形象是：市镇不仅担负起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业，并且还通过民众们具有独立性的、具有献身精 神的活动来组织地方的自治。这些方面的行动，既不是“官”，也不是“私”，从而让我们想起了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理论。岸本则对以往那种“国家与社会的分 离”、“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这种两分法表示了疑义，提出了“机能上的同型性”这一学说，试图对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进行多角度的、灵活的认识。川胜和岸本两人的观点， 包括实证性的问题在内，今后势必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但不管怎么说，重新探讨传统中国“ 国家与社会”的构造，不断摸索新的历史框架，在这一点上，川胜和岸本两人的研究无疑是 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对“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的关心，近年来比较突出，“地域社会” 论等方法也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多年来研究者们基于中国固有的理论用各自的语言表 述着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学术研究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明清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因此，我们希望上述两书的出版能够成为建设性意见大量涌现的契机，将这一课 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论考我们还读到了三篇：森正夫《清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 》(《东洋史研究》58-2)、稻田清一《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甲南大学《纪要 ·文学》109)和太田出《清代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考》(《待兼山论丛·史学》33)。森 正夫的文章，是其以乡镇志为线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确立的一系列论考中的一篇。在清代乡镇志的编撰过程中，与明代一样，可以看出发起 人或编撰人的强烈的内在动因。但是，清代的乡镇志编撰还有一种外在的契机，即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群的发展为媒介，意识到了市镇间的相互认识问题，这一点在明代是看不到 的 。根据森正夫的理解，这种外在契机的出现，与其说原有的内发性变弱了，无宁说其内发性比明代更为强烈；因为编撰乡镇志的发起人，都对该市镇地域社会的公共课题极为关心。 刊布能够明确主张该市镇固有领地的乡镇志，这本身就带有地域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森正夫 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对这些公共事业发起人(居住在市镇中的生员、监生阶层)的考察，将是 下一个研究课题。在这一点上，稻田清一的论考好象是补充和完备了森正夫的论文一样。稻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