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与社会。1996年召开的“第一次亚洲法制哲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变化中的亚洲的法 与哲学》(今井弘道、森际康友、井上达夫编)中，沟口雄三《礼教与革命的中国》、寺田浩明《满员电车的模特儿》、梁治平《国家与社会》(角田猛之译)等论文对明清时期的秩序形 成以及“国家与社会”等课题发表了有益的议论。沟口认为，民国初年对礼教的批判是以欧洲市民社会为基准的，在历史阶段上处于半开化阶段，具有落后性；在批判内容上，将矛头 集中到了身份制、父家长制等特定的封建伦理上，因此，礼教的批判带上了浓厚的时代和社会 的色彩，其实他们并没有弄懂礼教的真正面貌。指出，在以流动性为特质的明清社会中，礼 教——传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所起到的相互扶持、相互协助的作用是应该值得重视的。对沟口提出的问题，寺田认为，如果强调礼教中相互扶持、相互协助这个侧面的话 ，那么，我们对礼教中的上下秩序这个侧面以及这两个侧面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沟口提出上述观点的论据之一是“勿倚强欺弱”这个训导，认为这是认识礼教社会的一个关 键词。从而，沟口指出，在认识礼教社会时，与其将重点放在强制下对上的绝对恭顺上还不如将它放在亲属间相互扶持上。对沟口理解的“勿倚强欺弱”的礼教社会，寺田用“满员电 车”(满载乘客的火车——译者)和“互推赛力”(以推倒对方为胜的游戏——译者)等比喻展开了极其明快的阐述。指出，谈到礼教秩序的社会，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构成和维持这一秩序 的当事者之间的互助和礼让，这种互助、互让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是，这样的社会同时又是指责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是“私欲”，为了维持全体秩序，极力阻止这种“私欲”的社会。 礼教社会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形成的世界。因此，寺田认为沟口对民国初期批判礼教运动的异议一下子还很难接受。梁治平的文章对起源于西洋的“国家—社会”二元论、“国家—第 三领域—社会”三元论这种框架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国家”与“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清代的民事裁判研究中导出来的，交错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裁判制度之间的中间领域 ——“第三领域”的概念，也只不过是将哈伯马斯的公共领域论不经心地用于非西方文明而已。梁文提出，能够代替以上这些概念的，是“家—国家—天下”、“公—私”、“政府( 官)—民”这三个系统。只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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