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他彻底掌握了音乐的语言，并认识到音乐通过影响灵魂的和谐，具有增加或解除人的激情的作用。在西方，有无数关于音乐的情感作用的例子。这一重视音乐功能的传统的源头很可能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流行有关，当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流行与柏拉图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显然，音乐的伟大力量来自它所具有的和谐的比率。毕达哥拉斯坚持对音乐的美学评价标准是比例的和谐。对他而言，秩序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和谐比率，反过来它包含了很多更小的比率，所有这些加起来形成了宇宙的和谐，而音乐的隐喻代表了自然秩序的广泛与协调。

毕达哥拉斯认为，以和谐比率为基础的音乐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可以达到对立面的调和。据Thomas Stanley的论述，毕达哥拉斯学派把音乐定义为对对立面的适当的创作，是多方面的统一，是不同而一。因为它所调和的不仅是韵律和音调，而且是体系的方方面面。在音乐中存在着万物的统一、世界的等级秩序。[9]在这里，音乐被视为一种能够调和矛盾、导致统一的普遍性力量；而不存在一贯的试图利用自然或以科学的方式掌握控制自然的思想。 

II.

有趣的是，相似的关于和谐及音乐功能的观念也渗透在孔子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中。众所周知，儒家把天作为世界万物的根源。天创造了万物，但这种创造不是上帝创造万物意义上创造，而是因为通过天内在丰富的生命力而孕育了万物。在论语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孔子的意思是说，虽然天不以言示人，我们仍然可以从天的运作中看到天息息不止的生殖力以及世界中客观秩序的存在。

《易经》用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生生不息地产生生命的过程。阴阳代表了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向或两极，如天地、男女等等。尽管阴阳是二，在动态中就变成了一－－－也就是说，它们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所有的个体事物都是由阴阳之气构成，但是它们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是由阴阳的分配及比例所决定的。事物之间内在的、外在的联系决定了其形式和方向的变化。所有事物的整体就构成了变化产生的环境。决定事物变化的因素、结构及其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决定了某一事物在世界中适当的位置。我们可以从《周易·系辞上》的第一章认识到这种联系：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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