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

孟子对于当时杨朱与墨翟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但是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却是有其价值的，也是后来韩愈等人立论的精神渊源。孟子较之孔子，更加突出了士的神圣批判职责，以及相应的自尊自立人格精神。刘勰继承了孟子的士的责任心，以写作《文心雕龙》，从而将人文精神与士之责任意识联系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刘勰将“三不朽”与树德建言、时光短暂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从而加重了士之建德树言的悲剧感与神圣感。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中还对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作了重大的突破，对于文学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这是魏晋文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在这里强调，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唯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延续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士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段记载说明，曹丕所以要发愤著书，正是感于人生凋零无期，希望在文章中使自己的生命意识留存下来，垂名后世。建安文学的自觉，与曹丕提出的这种文学观念直接有关。本来，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有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再次立言的“三不朽”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曹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它们的思想。但其中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人所说的立言，是指在立德、立功二者都不成的前提下，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遭受刑辱之后，发愤著书，仿效孔子、左丘明等古人著书的事迹，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曹丕来说，位居王公，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曹丕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强调文章可以传载人的生命精神，超轶时间而流布后世，标志着汉魏以来文学观念的进步。
刘勰的人文精神，发展了曹丕的这一思想，它集中表现在对于将树德建言与生命悲剧意识融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这种意识是很强的。比如在《诸子篇》中刘勰慨叹：“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刘勰慨叹人生苦短，是以志士惜时，炳曜垂文。在《程器篇》中，刘勰批评历史上有些文人以文为戏，德行有亏。为此他号召：“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