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是一个精神很固执的人，这一点与他的老师僧佑有相似之处。探讨刘勰终身未娶，以及晚年脱离官场，最后皈依佛门，再入定林寺的重要原因，不能不看到他的老师僧佑对他的终身影响。僧佑本身便是一个献身佛教，信仰坚定，人格高尚的僧人，与六朝时代的慧远等高僧可以比美。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从这些记载来看,僧佑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对佛教典籍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曾编有著名的《弘明集》，同时多才多艺，人格高尚，在朝野广受世人景仰。老师这种狂热的宗教精神、博学多才、人格魅力,毫无疑问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僧佑死后,“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3]而佛教的精神毅力与刘勰的儒学信仰正可以互补。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完成《文心雕龙》之后,据《梁书》本传记载，竟然“未为时流所称”,确实很郁闷，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实乃必然。因为他的文学精神与文学观念特立独行，与当时人差得太远，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尽管沈约加以推重,但只是“谓为深得文理”,很显然这是一个买椟还珠似的悲喜剧。刘勰并没有因此而走红,加之曾一度赏识他的昭明太子死去后,宫廷斗争险恶难测，刘勰万念俱灰,只有选择出家了.出家既是对尘俗的舍弃,更是对尘俗的抗争。刘勰的人格精神同他所信守的佛教精神论直接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佛学代表作《灭惑论》中可以见出。刘勰《灭惑论》曾比较佛法与道教的优劣：

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乌？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这段话对于佛道境界的高低作了态度鲜明的褒贬,体现出刘勰行文时一贯的辞气严正的风格特点.在他看来，惟有精神是不生不灭,可以达到最高的人生胜景与智慧,它可以超越形质,远游天地。刘勰嘲笑世人常常为生死等肉体问题所困惑,看不到修练精神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这是甚为可惜的。刘勰的这段话很显然有他的老师影响在内。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说:“论云：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凝。等观三界，则神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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