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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国学与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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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

时间:2011-03-13 16:16:22  来源:不详
理常照。执凝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沦者也。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所尊惟天,所法惟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弗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僧佑从真谛俗谛之区别论述了佛教精神的伟大,其特征是超越世俗,等观三界,而那些俗教执迷于一隅,导致精神永堕地狱,心有所限,则耳目塞滞,而等观三界,则神理常照.佛教所说的"照"是指精神的作用,它摆脱了世俗的阻碍,故能圆照无偏。
刘勰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他的老师僧佑的观点,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他把“河图”、“洛书”的传说看作是“神理”的产物,所谓“神理”,也就是《灭惑论》中所说的“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同时他又把儒家经典看作是圣人神道设教的工具,可以“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如此地加以推崇,甚至带有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不禁使人联想到佛法的广大无边。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最后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虽然是借用了《易经》中的话来说明文辞的作用,但实际上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当然,佛教也非常重视文辞的作用,刘勰的老师僧佑说:“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本身表现了他对于文辞作用的倾心与看重。

刘勰用佛教的神理概念来充实儒家和道家思想,张扬了神理的佛性特征,他在精神之境上是以佛教的般若之神境作为宗率一切的绝境,对魏晋以来的贵无崇有都有不赞成,认为惟有佛教精神才是最高的境界.在《论说篇》中刘勰提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寞。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刘勰认为魏人王衍和晋人裴頠的“有无之辨”各执一端,有片面之处,最高的宇宙境界,则是“般若之绝境”。所谓“般若”,也就是指佛教宣扬的冥会“真如”、“法性”的最高智慧。道安曾说:“般若波罗蜜者,无上正真道之根也。”又说:“大哉智度(亦即般若波罗蜜),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4]道安把“般若”说成一种体悟、返归最高的精神本体的智力,这和刘勰的意思相吻合。刘勰将这一佛教概念与老庄自然之道相融合,认为万物之美和文章之美,都是这种精神本体的外化。刘勰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位比较自觉地将佛理移入文论领域的文学思想家。

讨论到这里,便不得不将眼光稍微放远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与欧洲人文精神有所不同。欧洲古典时代与近代的人文精神,大都相对于宗教神学来说的,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神学覆盖所有的思想文化,因此,近代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于宗教精神的反拨,世俗化成为人文精神的人大特点。而中国则不同,世俗化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主流思想文化特征,即使在六朝时代,儒道玄佛合流的思想文化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主流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的变型。因此,在这种时候,佛学精神对于过度世俗化,尤其是六朝后期的解构倾向的世俗文化,比如日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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