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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国学与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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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

时间:2011-03-13 16:16:22  来源:不详
世俗的齐梁文学,便有着纠偏的功能,佛学的精神旨趣与人文深度便充实与砥励着人们的精神意志,升华着人格境界,调剂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解决人的终级关怀的问题,这一点,在僧佑编的《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刘勰《文心雕龙》人文精神的来源,从佛学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更隐约的渊源因素,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如上所述,《文心雕龙》的经典性,在于她的高屋建瓴,融合儒佛诸家中的人文思想。刘勰当时急切要解决的是作为人文的文学其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本体何在,这是中国古典形态的人文忧患的一贯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刘勰是如何论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作为“文之枢纽”的首篇《原道篇》中融合《周易》、玄学与佛学的思想资源,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这句的话意思是问,这什么说“文”的道德意义巨大,可以与天地并生而不朽呢?也就是说,“文”的存在意义何在,值得关注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意思,而是指人类学与宇宙学意义上的“文”,是一种涵括天地人三者的现象与存在。这一设论,追问的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追问。刘勰思考文学问题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文学上升至总体性的大文化范畴高度来认识,这不能不说表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忧思。《文心雕龙。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体现在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情怀上面,没有这种心胸与情怀,只是将美学与文艺学当作一门知识与工具理性,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峰。

从文学史的发展倾向来看,刘勰是在重新找回汉魏以来的文学人文精神,张扬其中的原始的生命活力。魏晋以来,文学在走向自觉的同时,老庄的自然之道美学观也登堂入室,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都将清通自然、玄远高逸作为一代美学与文学风尚。但迄至西晋,文学渐趋华丽。齐梁时,文学精神在走向世俗的同时,情辞风格也一改建安风骨,追求华靡,雕琢日甚。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文学表现手法越来越远离自然,陷溺人工,不但失去了天真自然的风趣,而且在文学形式上也雕华淫靡。更主要地是,文学丢掉了对于自然与现实人生的关注,只能是成为一种形式点缀,最后会丧失生命力。在这种时候,文学要走出误区,恢复自然活力,张扬精神人格,必须另辟蹊径,重开天地,于是古老的《周易》中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三材”之说再一次为思想家与美学家所关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确立,就与自然之道的启发有关。《文心雕龙》发挥《周易》中的三材之说,认为: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行;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一段话表现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本体论相一致的观点与方法论。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本体肇自天地自然,天地皆有其文采,人在天地两仪之间,为天地灵气所钟,人文来自于天文与地文。在刘勰看来,圣人的经典所以伟大,并非来自于汉儒所说的迷信,而是天地自然界之道的呈现,圣人的意义在于秉承了天地自然界之道,以施行教化,刘勰看到了齐梁文学的病根在于远离自然,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为此他以自然之道来矫正当时“讹、滥、淫”的文风,是《文心雕龙》的基本精神与立论依据,刘勰力图重新找回文学的自然活力与人文精神,为此,他借用了古老的《周易》思想,强调文学不能脱离自然,不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扭转了当时文学脱离自然,失却灵魂的弊端,高扬了文学的人文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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