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世界与审美精神的世俗化，这既是必然的结果，具有解放思想，热爱人生的积极一面，同时也使大众沉溺在狂欢的虚幻之中，精神信仰出现真空，带来了许多负面的作用。对此，许多人是一概加以肯定，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流。笔者并不同意这种全盘肯定的观点。[5]其实，反观历史，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既是它的特点与优点，同时也是它的致命的缺点，由此带来国民心态的油滑与善变，缺乏崇高与神圣，这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鲁迅先生终生为之痛心与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而文艺作为国民精神的火花，最直接地呈现出这种病态心理。比如，六朝时从西晋开始，许多士族中人把人性的解放曲解成人欲的释放。其结果便是人文精神的消解与趣味的鄙俗化，也是对人性的亵渎。后来由南入北的庾信在反思梁亡时，曾直斥梁代君臣精神的鄙陋：“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西晋末年一些贵游子弟“皆祖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但这种放荡由于失去了正始名士的内在忧患意识，早已成了东施效颦。至于成书于晋代的《列子·扬朱篇》，更是西晋世族豪贵们纵欲观念的真实写照。它宣传：“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虽然它对于破坏虚伪的名教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消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西晋朝野奢靡成风，世族贪婪成性，到南朝时一发不可收拾，同这种人生哲学的流行是有密切关联的。詹福瑞先生曾用“走向世俗”来概括南朝诗歌思潮，这是很到位的看法。[6]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走向世俗”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未可一概否定，但同时也造成人文精神的流失与国民精神的颓废，形成末世心态。而在这种时候，反抗时流，坚守素志，这便与当时的陶渊明与刘勰一样，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固守，即萧统所说的“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这种人文坚守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无畏的批判精神与勇气。刘勰终其一生，是一位孤独者，他不为当时人所认同，不受当时重视，有时也不得不去叩当时的重要人物沈约的车驾，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他是坚强的，尤其最后重返定林寺，燔发出家，用看似极端的方式来与时流诀别，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有些过分，但是当时比起沈约之流的善变，却具有一种人格感召的意义。刘勰直斥当时的文学潮流过于俗滥：
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直言当时的文风背离了圣人之道，人文之要。他坦陈自己要继承孔孟之道来论文。如前所述，这种古典人文传统往往以复古和形态出现，但是内在的精神却是一种人文忧思与人文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比起当时贵族文人的大红大紫，刘勰一辈子在坐冷板凳，死后也长时间的得不到承认，但是由于他的文化批判涉及人生与文化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永恒性，因此，受到后世的响应，并非偶然。
当然，人文精神往往与宗教精神相通，但是更多的却是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一味的迷狂。《文心雕龙》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的理性意识。既有文之枢纽的五篇作为形而上的总纲，又有论文叙笔的文体论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等等，通过这样的体系建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心雕龙》人文与理性地合理分布，哲学的升华与实证的解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刘勰在写作时遵循的是一种公正的尺度。他充分顾及到《文心雕龙》的难度，因为他要涉及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既要有总体建构，也要有个案分析，还要对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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