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探讨刘勰人文精神来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不能回避刘勰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刘勰的精神世界中，虔诚的孔圣情结与同样虔诚的佛教情结，结合得如此完美，留下了许多谜一样的值得研究的空间。以往研究刘勰与《文心雕龙》的著论，一般认为佛学对于刘勰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对于《文心雕龙》的正面影响作用不大。笔者认为，从今天看来，佛学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所起的作用可谓巨大，主要体现在正面作用上。具体说来，它弥补了儒学在信仰方面的不足，体现在对于刘勰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意志的培养上面。如果我们脱开以往的哲学史观模式，而是着眼六朝固有的思想文化特点，便不能不看到佛学在六朝时期的复杂情形。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既把审美创作看作“发泄幽情”、“导达意气”的精神寄托，又把佛教视为解脱烦恼、求得来世幸福的天国幻想，审美与佛理，都是他们排遣人生忧嗟的精神宣叙。唐代道宣编的《广弘明集》中，就收录有南朝许多诗人的佛像赞颂之作和颂美佛法的诗文。《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教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作领域，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的《佛影铭》、《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章写作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人，说明佛教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每个人的解读与领会是大相迳庭的。魏晋时期的佛学重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精神的超越，而齐梁佛学只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世俗心态的需要。梁武帝的佞佛，也只是得其皮毛而已。当时盛行的“神不灭论”，和梁武帝儒佛兼修的学说，其实并不是佛学的精华，而只是对佛学粗陋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与运用。

刘勰则是从精神人格方面去传承佛学精华的，他对于佛学重在精神实质的领会，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汉魏以来的佛学是对于中国古代儒道文化的补充。中国古代的儒道主流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贴近人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这种思想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受中庸之道的影响，过于应变而缺少气节与人格毅力，近代国学大师与革命家章太炎在《论诸子学》中对此有过很深切的分析与批判。章太炎为此倡导佛学唯识宗的主观精神，这一点可以视为我们今天看待刘勰精神人格与《文心雕龙》成就的依据。儒学在齐梁时代虽然较之魏晋年代有所回升,从梁武开始重新倡导经学,但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许多文人骨子里是随时应变,没有人格信仰。如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便是典型.就当时南朝文人来说，他们已逐渐演变成新型统治集团的文学侍从。如果说，刘宋时的谢灵运在其山水诗中参悟玄道，透露出傲视新朝的孤独之气，到了稍后的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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