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老子》一书,其中对天道的重视和推崇,对历史及礼制的熟悉和了解,辨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都体现出史官身份的特点。杨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经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学术的差异。老子继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点,所以全书中都充满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则罕言天道,尽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说正是这一基本的事实。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学术的大宗,知识的渊薮。其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利用有关天道和历史的知识,充当天子或者侯王的顾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史官活跃在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和思想舞台,如伯阳父、史伯、内史叔兴、史墨等,与天子或者侯王大夫们进行对话。这些正是老子的先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问题,显示出该书的主要关怀,即在于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统治百姓,管理好国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万乘之君”等字样,都表现着作者的兴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像 如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宫殿,都是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主南面而坐,臣子北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统治术或者统治方法之义。对统治术的探讨,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领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书·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对话铺陈出“九畴”,提出天子统治国家的九项基本原则。老子之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之极,大凡有关“君道”“主术”的探讨都属于此类。
但《道德经》有它的特别之处,一是全书均围绕此立说,“言有宗,事有君”,对《老子》而言,其言之宗、事之君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不像很多书只是把这当作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很多帝王喜欢它的主要理由。二是其所谓术有道作为支撑,因此呈现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道术是古代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道偏重于指一个比较普遍而抽象的原则,术则是具体的技术和方法。道术一体使得《道德经》所说的统治术不只是处理君主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和宇宙法则即道和天道联系了起来。这使得老子的思考始终不局限于人的范围之内,而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交集,使其学术呈现一种天人之学的特点。三是提出了颇有特色的统治方法,这个方法以无为和自然为核心观念,很明确地与儒家仁义教化的理论相对立。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教化理论和道家的自然学说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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