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认为人们对于社会自然秩序的规则的无知一样，老子主要是通过描述自然与社会的规则“道”的不可知而揭示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的。他认为“道恒无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之而不得……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14）也就是说道是无形无色无声，凭感官根本不能认识。而且，人的认识局限性首先体现在语言这一思维工具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语言无法表述“道”。所以，依道而治的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应当“贵言”、“希言”，不要动不动就发号施令滋扰百姓。同时，老子从知识的角度得出治国之道：“以智治国，国之贼。以不智治国，国之福”。（65）提倡以“无知”治国，反对统治者的智巧心机。老子认为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规则，感官不能认识，语言不能表达，这与哈耶克所谓“不可避免的无知”和“理性不及”的人的生存状态确认是异曲同工的；反对以智巧心机治国也与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类似。
不过，老子与哈耶克无知观的差异也是迥然的。其一，哈耶克的“无知”是人有所知、有所不知中的“无知”，他承认个人知识的存在和“一般无知”的可克服性，“理性不及”和“智识不及”只是作为永远存在的因素（factors）和部分（part），而不是所有和全部。即使是社会规则，人的智识虽不“知道那个（know that）”，但“知道如何（know how）”。也就是说，人们虽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仍知道该怎么做。老子却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的智识对于道的把握，认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8）。人只有清心养性，通过直觉才能对道“迎之”、“随之”。正基于此，老子是一个直觉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难怪有论者甚至从他的思想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东西。而哈耶克依然是个理性主义者，正如哈耶克自己说的，他的论辩只是表明理性并非万能，“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⑩他的“无知”观是以自然进化的理性主义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以有限理性反对唯理性主义。
其二，由于上述区别，两人对无知的态度最终达致绝然相反的主张。哈耶克认为，个人知识总是有限的，而文明始于个人能够从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相对地超越其无知的限度，所以，如何让每个人都从分立的个人知识中获益，成了哈耶克以自然秩序来解决的重大问题。11在他的自然秩序中，个体自由、创新与个体间的竞争是社会进步之源。因而，“学习”和追求知识的增量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学习、模仿形成知识、信息的网络秩序乃是人类合作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的文化表征。老子由于把智识与“道”对立而又强调“唯道是从”，所以，反对一切追求知识的企图，要求“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19），将“无知”视为自觉追求的境界。“小国寡民”的理想也排除了对外学习、合作的可能。尤其是他还提出了“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65）的主张，不仅反对开发民智，而且要求统治者尽量使“民”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这显然堵塞了文明的创新之源，中国几千年发展缓慢和未曾自生出发达市场经济的实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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