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老子与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是貌似而神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反对建构的社会秩序，主张“无为”，强调“无知”，要求遵循“道”或“一般性规则”，但各自思维方式不同，旨趣殊异。老子是直觉和整体的思维方式，他的“无为”是主动的和彻底的，归结为人生存的一种“出世”的本体和应然状况；他的“道”对人而言是先验的，也是循环往复的，循“道”而生的理想社会秩序就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他的“无知”观不止是澄清了人的一种实存状态，更主要的是作为自觉追求的理想境界。哈耶克禀承的仍然是西方的理性与分析的思维方式，他的“无为”是要求政府的减少干预，目的是保障和鼓励个人的自由、竞争与创新；他的“一般性规则”与人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因而是进化和扩展的，达致的是“法治下的自由”的理想社会秩序；他的“无知”观虽然也是从人类实存状态出发，但得出的结论却是鼓励人们相互学习、合作和创新。老子和哈耶克的这种貌似神离、旨趣殊异正说明他们各自代表或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老子思想代表的是前现代的自然经济的时代精神，而哈耶克则反映了市场经济时代的精神。抛开哈耶克“西方中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论，他的自然秩序思想较之老子的自然秩序思想对现代社会更富有解释力，对中国社会转型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相反，老子思想中某些消极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东西。所以，着眼于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且不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然秩序思想是否曾受到老子思想的启发，如果不加分析地得出老子思想已孕育了现代经济学的精神的结论，那就未免太简单和轻率了，结果必然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社会与老子思想产生双重的误解，这对于建设中国的市场秩序是有害而无益的。

当然，本文对老子与哈耶克自然秩序思想的比较显然是挂一漏万的，如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意境高远，其生存智慧和治国谋略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富有启迪的，尤其是他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于现代社会更是弥足珍贵的；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些在文中均未涉及，相信读者能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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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一般的社会秩序分类学中，人们（包括哈耶克）往往只注意到自然（自生自发）秩序观与建构（组织）秩序观的对立，而忽视了宗教、神学关于社会秩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神启秩序观，尽管在现代社会它已势微。

② 此类论者甚众，有代表性的如盛洪先生，他在《中国先秦哲学与制度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两文（分别发表于《管理世界》1993年第3期和《读书》1994年第12期，后收入其著作《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出版社，1999）中均持此观点。另，1999年6月18日《参考消息》有题为《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的报道。

③ 本文所引《老子》皆从陈鼓应之校订文，见其著《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引文只在文中夹注章数。

④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2页。

⑤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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