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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殇: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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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8:41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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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窟时，收藏这些文献的宝被铁锁紧闭，王道士不在那里。我在敦煌城见到了他，他许诺将陪同我前往石窟，以向我出示他发现的那些东西。但他到达得稍晚了一些，钥匙留在了敦煌。我只好再继续等待。在此期间，我获悉其中有汉文与藏文写本。但斯坦因已经在洞子中工作了3天，冠冕堂皇地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写本，此事已为地方官吏所闻。王道士还补充说，我的这位同行还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能听懂别人言外之人意，总会有好处!我于是便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程序。
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眷子的宽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夹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在其他地方，汉文和藏文字也从扎捆的一端露了出来。我解开了几捆。写本大多是残卷，或首尾残缺，或中间腰断，有时仅剩下一个标题了。但我解读出的几个时间却都早于11世纪。从这种初步探测开始，我便遇到了一部婆罗谜文的贝叶经装式经文，还有另一部回鹊文经文的几页文字。我于是便迅速作出了决定，必须至少是简单地研究一下全部藏经。我应该在此完成这项工作。从头到尾地展开收藏于此的15000—20000卷文书，这是无法想象的。我即使用6个月的时间也无法完成它。但我必须至少是全部打开它们，辨认每种文书的性质，看一下在何种程度上能有幸为我们提供新文献。然后将它们分成两份，其一是精华和高级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的部分，而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
尽管我非常勤奋地用功，这种分堆还是用了我3个星期的时间。前10天，我每天要拆开近1000捆卷子，这应该是创下一种记录了：每小时打开100卷，跪在一个小龛中，以一种供语史学家使用的某种汽车的速度进行。我后来放慢了速度。这首先是由于我有点累了，文书捆包中的灰尘呛喉咙；其次是由于我那购买文书的谈判也激励我去赢得时间，否则就只会失去它们了。一项如此仓促的工作，当然是带有某种侥幸心理地进行。我可能会漏掉某几件文书，本来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会把它们占为已有的。然而，我仍不认为忽略掉了任何最重要的东西，不仅仅对于一份卷子如此，而且对于一页破烂纸也如此，上帝才知道这堆破纸片中是否会有什么东西，只要它们未经过我的手，我就不能排除内有我需要的东西的可能性。我尚需要向您介绍我所发现的内容。
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同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976—983年)和至道(995—997年)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很明显，该塞是于门世纪L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帐峻、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致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很可能是10世纪的地方王公们在山上开凿了最重要的阿兰若(佛寺)，但从其文字的书写来看，我在石窟中发现的这个时代的文书、契约、布施账簿、人破历、文学作品等，它们都证明了此地教育水平的低下。僧众们还保留了7—8世纪的漂亮写本，但不再制作其他此类写本了，这些珍贵的卷子在他们笨拙的手中成为破烂了。正如事态发展的那样，外敌只不过是加速了一种已经发生的破坏。此外，继征服之后出现的混乱，也应该是极其严重的和持久的，以至于对封闭在塞中写本的任何记忆都于此消失了。它们于1900年的发现是一次偶然事件。王道士确实对我说道，是神在梦中向他揭示了密室的存在，但他的微笑本身却并不要求我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事实上，他是在修缮密室开放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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