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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殇: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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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8:41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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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柳公权书写的《般若婆罗密多心经》，而制成的拓片。另外一种同样也很美的拓片却不完整，不会使我联想到任何熟悉的史实。我还搜集了一二种较小的残卷。
早从乌鲁木齐开始，我就知道在藏经洞中与写本同时，还发现了绘凶。裴景福先生在经过甘肃时曾见到过其中的某几种样品。但这位大收藏家在声称写本肯定应上溯到唐代的同时，又承认绘画并不会早于明代。他大错而特错了。绘画往往都是普通的宗教画片，只具有一种画像价值。裴景福先生在那里没有发现其藏品中的那些大师在创作中所习惯的创意和绘画的质量。此外，这些文献是以一种罕见的鲜艳色泽之状态留传给我们的。这就足以解释一位行家里手的失误了。这种失误是确凿无疑的，绘画与写本是同时代的。我从中带走了相当数量的绘画：绢画、纸画、帛画、水粉画那罕见品种的一二种样品。其笔法更应该是出自一名称职的匠人.而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明显末被携至甘肃。除了这些绘画之外，还应该提到用小彩色画作装饰的写本，我带走了两种，它们表现了地狱的场面，其中之一确实以其图案和画面的种类而别具意义。我仅仅随笔提到巨大而又令人厌烦的干佛佛名画卷。它们符合一种初级的心理状态。供养一尊佛是一种乐善好施的行为，但供养千佛就是一千次的善行了。所以，人们并不坚持传统的“七佛”像，而是创造了上师劫的干佛像。当能够使用的名称都被用整时，人们又想到应该有整套的同名佛。沿着这条思路发展，便再没有限制了。这种虔敬行为畅行于石窟中，正如您通过我的照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应将“干佛洞”的现名归予这种虔诚。人们在石窟中绘制的这些干佛像，有时同样也被绘在纸上。最后，印制术使事情简单化了，僧侣们珍视善男信女的心态，即借助于某种布施，将同一尊佛，用一种木印在绢纸上印刷无数批。
作为怪异物品，我还将向您指出几种“印字版”和剪像，以绘制佛像的侧影；两三个织锦或刺绣丝绸的书札封套；几种单独的织锦；一卷黑底白字的不完整写本；另外一卷同样也不完整的黑底金字写本；尤其是《佛说斋法清净经》的漂亮的短小卷子，完全是以一条小链子的顶尖书写，写于白色丝绸上，核在一块蓝色的方巾上。最后，我上文已向您讲过，有人向甘肃的官吏们分送了在洞窟中搜集到的小铜像。我有幸又找到了整整一小格涟各种小铜像，我将要把它们带回去。
您现在对于我在干佛洞搜集到的物品，所知道的情况已经与我一样多了。我还希望对此作一种更加完整的描述并最好地利用它们。但近两年来，我生活在远离书籍的地方，我已经忘记了许多，希望您能原谅我在向您通报情况时的遗缺，可能还有谬误之处。至于这批藏经的意义，我不相信自己有所夸张。我以波格那样的热情在藏经洞中工作，他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瑞士修道院中，偶然间触及了一大批希腊和拉丁作者的古老藏书。没有任何出自个人私心方面的考虑使我这样做，因为我在这一发现中毕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我看来，这些写本为汉学提供了两种新内容。首先，汉文写本是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基本不存在的一个新类别。在中国也可能存在着稿本著作，而且是重要的稿本著作。地方图书收藏家们都在访求它们，我自己却很少了解印刷业，从而很难寻找末刊本，除了人们可以在巴黎、柏林和河内找到成套的双语合壁的宇书与文集之外，我在欧洲所有的图书馆中，仅知道两部具有史学价值的汉文稿本著作，这就是《元典章》和《明实录》，它们连同威妥玛的藏书而一并入藏剑桥大学。我还应该补充说明，这都是一些相当近期的稿本，而且尚没有任何人敢于利用它们。但我们今天发现，稿本或刊本传统并非是无可指责的，在汉文中就如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必须对行文进行考证。对于这样的著作，干佛洞的宗教或世俗写本都会对我们大有用途。它们不仅仅由于其中包括的文献如此，而且还向我们指出了唐代在楷书或草书中所使用的字形，它们往往还为我们提供不受质疑的变形或使我们觉得无法解释的原因。第二项新鲜内容是，我们在汉学研究中，可以说是首次能利用档案文献进行工作了。我由此可说，当地的科学始终都会使我们直面其成果。我在将书籍彼此对照比较中，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些成果，但这些书始终都是事后写成的。我从未掌握原始的独立文献，其目的也从不是为了供传播用。我们这一次可以通过私人札记、契约和书信，看到在中国7—10世纪的一个边远省份真正的宗教生活或世俗生活的实况，我们此前却只能从其基本特征和教理著作中而知道这一切。出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王道士的修聋使我们获得了数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一批汉文写本，使我就像获得了一种不应得到的财宝一样。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藏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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