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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殇: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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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8:41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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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问题。
汉传佛教的常用文献形成了藏经洞中的重要部分。我们从中发现了鸿摩罗什、玄类和义净那卷帜浩繁的译经中的整整一大批，虽不完整，但却存在有许多份，如《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架经》，特别是近600卷的《大般若婆罗密多经》。这些虔诚的信徒们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饶舌者。我过去就很厌恶须菩提的名字。这一次依然如此。拥有一批早于我们过去所掌握的全部文献的写本，甚至是早于我们可以在东京的大藏经中找得到的11世纪的高丽藏本的写本，那将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必须将它们全部带回去，否则就必须要精心选择。因此，我很冷静地抛弃了所有的《莲花经》和所有的《涅架经》写本。但我后来又重新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心情。为了不加重我的行李，我既未能从法国随身携带南条文雄的著作，也末带来福井文雅的著作，这是一大失误。我绝不应该在没有福井和南条著作的情况下旅行。若没有它们，怎能断定一部经文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于大藏经中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于自己的头脑中记住所有的经文和大师著作集。我最终受到了如下原则的启发：将所有的佛经和阿毗达摩的经典著作都搁置在一旁不选，惟有其中具有某些题记、题跋、文字具有某些特征、写本精美程度很高或者是其时间使之具有一种特殊意义者例外。相反，我在纯汉文的论战性著作中却广加选择。我对于毗奈耶的某些部分略微感到有些左右为难。在一般情况下，我的犹豫总是在将它们占为已有的方向上作出决断。
这些佛教写经，最经常的情况是将经文写在铜版纸上，对于其他类别的文献则写于各种轻型书写纸上。它们一般都是宽幅比高度要大的纸页，各页头尾相衔地粘贴成一种长卷。这就是传统的经卷子形式，后来的印刷术放弃了它们而采用书本，但这种方法却在绘画中一直使用到我们今天。中国人还以那种驯服的虔诚来模仿印度教徒贝叶经的叶子。我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厂相当数量的“中国的贝叶经”，从上到F地沿纸叶的高度万向，或者是沿其宽度的方向而书写，甚至是横向自左至右地书写，正如我们自己在欧洲书籍中印刷汉文方块字时那样。写本有时如同在印度一样，被用一根细绳穿过纸叶而装订起来，这些纸页有时又被从其切口处装订起来。其处理方法之多样化，就暴露了一种外来的和末被熟练掌握的方法。您知道，这些中国的贝叶经(我们尚未知道其任何样本)，最终形成了一种横阔开本的特殊类型书籍，它以蝴蝶装(经折装)的形式打开。如果不是道教徒们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曾在这方面迫不及待地模仿他们的佛教徒竞争对手，那么它们就仅在中国三藏的版本中使用过。
但这一切并非是干佛洞佛教写经为中国书籍史提供的惟一资料。中国人在发明纸张之前，曾在竹简、木简上或者是在丝绸绢帛上书写文字。沙碗先生为研究这些方法而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论文。简犊由于太笨重，似乎很快就被据弃了，但帛书的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我于此至少发现了4卷写在细绸上的漂亮帛书，保存状态完好。对于它们的断代，我无法讲任何话。因为我尚未打开卷子，我很想这样做，但始终害怕损坏它们。不过我将带走它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写本，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和至今仍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证据。中国人很早就为他们的重要文献撰写丰富的注经文(注)，甚至是对注释的没释文(疏)。注文往往是夹在同一位置的两行文字之间而与原文相区别，原文占据一行(夹行注)。但在18世纪时，一名中国学者(我认为是全祖望)声称，对于6世纪初叶出现的一部最重要的舆地学著作《水经注》，则必须将两部分区别开来：一部分是《水经》的注，另一部分是《水经注》的疏。在初编中，这两部分并非是根据第二种注(疏)被置于第一种注释的相当数量的双行中，才被区别出来，而是通过第二种注释(疏)系用更小的字体印刷才辨认出来的。由于当时的排字印刷术尚不存在，所以无法通过一种明确的活字印刷技巧而把它们分开，两种文本可能会被混淆并使之被重新归结为同一种文本o这种理论于1754年在由赵一清撰《水经注释》的版本所采纳，但稍后在武英殿版本中末被沿用。不过，这后一种版本仅限于转引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文本，其中末采取上述区别方法。事实上，中国学者大部分都赞同全祖望的观点q在嘉庆年间，人们曾建议在《洛阳伽蓝记》中以同样的办法区别大小字文献。这样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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