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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殇: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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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7 13:38:41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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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大地延长其篇幅。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曾确实采纳了这样一种布局的写本或稿本著作。然而，干佛洞却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例证。这是一种教理文献，用相当大汉文方块字写成，其中又在夹行间附有一种以小字写成的注释。毫无疑问，其分别只是在某些地方略有显示，以使人理解为它已从《水经注》中消失了。
最后，石室中有相当数量的写于700年左右的文献，它们使用了由武则天皇后于689年创造的某些异体新字。但这种用法在同一篇文献中也不固定，这就证明中国人尚未摆脱他们的手所习惯的书写形式。武则天的尝试是荒谬绝伦的，于其身后末被延续下去。我过去只是通过题铭才知道这些异体字。而写本则向我证明，它们是通过君主的意志而强加于通行习惯的。我还应该补充说明，和尚们比帝国的文士们更加欢迎这些异体字。中国皇后中的最放荡者武则天，可能也是表面上最驾信宗教者。由于她广加布施，所以人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原谅了她。
……
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藏经洞主要是一座写本图书馆。唐代的僧侣们不时地为他们的大藏经编目，记载所缺的卷帖，然后将经目传播开来，以使其信徒们以抄写新经卷来为自己积累功德。这些新的抄经要修订两三次，但仍不能杜绝其中仍经常有不确切之处。供养人(施主)有时于写本之末签上一个时间及其名字，并要求以其辛劳而获得的功德，能转移到其家庭某位已故成员的身上，或者是转移到在三道和六道(五趣)中受苦的人身上。于此期间，中国在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逐渐传播开了，但这项新型工艺的困难和价格，似乎使人在某段时间内仍然更偏爱抄本写经。如果说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抄经的话，那么素描绘画画家却始终都很稀有。人们很快就承认了印刷的高质量，以便忠实地和大量地翻印图像。我们在库车就已经发现了一小块木板，很可能是8世纪时的，它明显曾被用于印制一种佛像。我于此搜集到了更多和更好的整整一小批10世纪的汉文印刷品，做工非常精巧，似乎完全是出自当地匠人的作品。那里一共有20多种不同的刊本，其中某几种各自有10—15份。其主人翁主要是三大菩萨：文殊师利、普贤和观世音；其次是陀罗尼经咒，有的仅仅使用汉文，而更多的则是同时使用汉文和婆罗谜文。但仍然碰到翻印外来文字的困难，可能是使用了木版印刷术。一部陀罗尼共有在同一块木板上并列翻印的7页，系根据曹元忠的命令于天福十五年(950年)雕刻的；依然是根据曹远忠于晋开运年间的丁末年(947年)下令，完成了一版托塔天王像，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像和一版文殊师利菩萨像的雕刻。曹元忠是人所共知的人物，这位敦煌的统治者是我上文已向您讲过的曹议金的儿子。另外一卷陀罗尼经被断代为开宝四年(971年)，全文由宝安寺原籍为“西天”(印度)的吉祥、阿阂梨复审。我自信确实回忆起来了，这一位天丝僧曾作为宋初生活于中国的人而出现在经文中。仅有惟一的一部著作与这些佛教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发现了字书《切韵》的片断，但它却是该书不同的几种刊本。我觉得，该书很可能是被人从中国东部带到这里来的。这一小批刊本由于其时代而格外珍贵。我过去已经提到过在日本发现的一种古籍的刊本残卷。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那么它就基本上应该与我们的残卷是同时代的，但我们现在仅仅得到了一种翻刻品。对于在吐鲁番出土的刊本文献，就我目前所知的范围来看，我觉得绝不能断代为12世纪之前。因此，敦煌的刊本是我们可能从来未曾拥有过的最古老的刊本。
在这封信中，我已经提及在汉唐时代雕刻的“石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避免抄经人抄错并保持文献纯洁的一种办法。人们很早以来就想到了以白纸黑字来为这种雕版的文献制作拓片。事实上，可能正是通过与之相反的手段，把文字刻成阳文而不是阴文，最终才实现了木版印刷术。无论如何，拓片并不是仅限于用来传播一种经典的权威文本。书法家们以其最漂亮的毛笔，抄写用于勒石为纪并制作拓片的常用文献，整个帝国中的青年文士巧动脑筋地使之与原文同样优美。这种制作拓片的习惯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根了。在家庭中亦悬挂它们。但长此以往，拓制会损耗和腐蚀石版。由于收藏家坚持搜集最古老的拓本，所以他们擅长于鉴定它们。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像中国人那样，能断定拓片是在北宋或南宋、元代或明代拓制的，但我几乎从未听人提及有能上溯到比北宋更古老的拓片。所以，北宋的一名业余爱好者必然会疯狂地追求谋取我于此发现的漂亮拓片，它系唐代根据著名作家和书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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