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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82),诸臣因过于劳苦难以堪命,请求康熙推迟御门听政的时间。后又以明朝洪武、永乐等几位令主尚且仅定期御门为由,要求改为“定期视事”,并颂扬他的勤政远迈历代圣王,堪称人君典范。在听到如此赞颂时,康熙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最后只接受推迟御门的建议,对定期之请坚决不允,不让文官在勤政问题上抓有任何把柄的可能。
在生活上,康熙以明朝奢靡为鉴,大力缩减宫中开支。他在一篇《经筵讲论》中明确说道:“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并言及:“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明季)仅百之一二耳。”就宫中仆役人数来说,“明宫中人数甚多……以本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所用之数。”就宫中费用来说,“本朝自入关定鼎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二十九年(1690),康熙令大学士等清查明朝宫中每年的用度,并与当时的开支进行比较,既将其作为自己裁省宫中费用的参照,也让“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员遍观”。欲让诸臣确知自己较之明末诸帝“撙节俭约”不啻百倍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四十九年(1710),康熙借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之机,再次明确地宣布了宫中的开销。“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户工两部前此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今十日一次奏闻用过数目,所需钱粮已极少矣。”又说:“朕用钱粮节省如是”,但臣民僭用妄费“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并且指责道:“步军统领、顺天府尹地方该管官员果实心遵行,何至如此乎?”可知,生活上的节俭不仅是康熙树立自己政治形象的手段,也成为其整肃吏治的正当理由。
在政务处理中,康熙则处处表现得果敢,并有意地强化自己这一政治形象。他曾谕大学士等曰:“朕之生平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并列举了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魏象枢密奏重处索额图、明珠,以弭天灾,吴三桂叛乱之初,索额图请斩主张削藩之人以平动乱两事予以证明。
康熙在成就事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树立自己意志坚定、待人宽厚的形象。他曾说:“尝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六十一年(1722),谕大学士等曰:“朕御极以来,尝思事多变易,皆难预定,惟宽平公正,因时制宜,一切未尝预执己见。”
康熙并非“不知燕息自怡”,但能一生勤慎,关键在于其始终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因为明代君臣绝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一直横亘于他胸中。而明末诸帝的无道与遭遇恰好提供了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既可以让他避免具体政务上的种种错误,也让他深悉树立励精图治政治形象的重要及其最佳的实现策略和途径。
(二)争取汉族士人的有效策略
前文已有述及,康熙以易代之君高度赞誉明太祖,并数次亲祭其陵。之所以能出现这“往古所未有之事”,既因明太祖无可争辩的功业,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与清朝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统治尚未完全稳定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特别是三藩之乱,让康熙清楚地看到汉人潜藏的反抗之心,认识到化解汉族士人“华夷之防”的心理界限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明太祖的祭奠无疑是尊重汉人礼仪秩序的最好表达,而明孝陵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恰好有利于政治宣传的扩大。“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圣仁,至于流涕”的场景不无夸张地反映出了康熙亲祭典礼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时人许眉叟在自己的年谱中也记有祭典的盛况与影响。同时,康熙对明孝陵的数次亲祭也不能排除其另一目的,即借此凸显自己的道德形象,以争取满汉臣僚道德上的认同。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他再次举行亲祭仪式时特谕诸臣曰:“非尔等导引有秩,特朕之敬心耳。”就足见其此番苦心。
对道德形象的重视,可谓是有清一代的家法,是清初君主对抗汉人“华夷之防”的法宝,从皇太极以“崇德”纪年,到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君德的强调,其脉络是一以贯之的。而康熙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由他死后被谥为“圣祖仁皇帝”也可得知。康熙对明洪武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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