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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且毫不讳言,以其所创制度为自己施政的重要蓝本,“皇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谟,兼众智之美,至于去邪纳谏之规,勤政慎刑之诫,内而宫闱之礼教,外而朝堂之政令胥尽于斯焉……朕披览之际心焉景慕,常以为鉴。”
但事实上,康熙并不认为明初君主完美无缺,曾谕户部“苏松浮粮乃明太祖苛政”,又暗指明仁、宣二帝过于宽仁。但就熊赐履对所修《明史》中洪武与宣德的“訾议”,他却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康熙如此评论洪武、宣德,既是出于对他们的理解,也是以防后人“訾议”自己,故明确指出:“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明清之际顾、黄、王三位思想家对明初君主的批评无须赘言,康熙中后期有“道学”之称的李光地对朱元璋也多有指责。今人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即深刻地阐述了明清之际士人的这一群体现象。可见,康熙帝这一立场鲜明的表态,与其说是针对熊赐履一人,还不如说是应其时士大夫对明初政治的诸多批判所发。
这显示了康熙与士大夫立场的不同及其欲主导舆论、规范士人思想的意图。作为皇帝,他更看重明初君主所创制度的持久效用及其治下的国泰民安,对其暴政并不过分追问,甚至认为适当的残酷是政治统治的需要。
2·批判对象:明末诸帝
相形之下,康熙眼中的明末诸帝则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怠惰、奢靡、庸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谟,兼众智之美……迨其后世子孙渐至于陵替者,岂其贻谋之未藏欤?由不能善守之故也。”
康熙多次提到明末皇帝不勤政、不读书,以至于上下之情壅塞不通,民生状况懵然无知。四十二年(1703),谕曰:“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四十八年(1709),又指出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经史。是年,再次提及“天启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已竟不与。”直至晚年,仍不忘明末君主的荒怠。“朕闻其(明末)君常处深宫,不与臣下相见,而惟与宦相处,既不读书,亦不勤政。”
对明末诸帝的奢靡,康熙也有不少论述,曾谕大学士等曰:“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计,俱取诸昌平等州县。”晚年仍提到:“古大臣进言于君,皆云垦荒积谷,节用爱民。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赀”。
在才能与性格上,康熙则认为明末诸帝更是庸懦不堪,难当大器。表现之一,即是他们毫无定见,任由臣僚变更制度,以至朝令夕改。十八年(1679),谕大学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三十余年后,在勾决死囚时,他仍调侃崇祯处事草率及其臣下的尴尬。“其时(明朝)秋决之囚亦甚多。崇祯时,偶遣内侍往觇有鸣冤者否。俄有一人鸣冤,即归奏闻,乃遣太监袁本清传谕,将此人暂停处决。时禁城不许乘马,而袁本清习于安佚(逸),两人扶掖,逾时方至。其人已典刑矣。袁本清不得已,将应决人犯尽释。崇祯怒,杖袁本清,臀肉俱尽。”表现之二,则是他们不识时务,唯以人言是畏,毫无担当责任的勇气。就明清议和之事,康熙指出:“陈新甲所议,本受指于崇祯,及科道交章弹劾,崇祯反畏人言,归咎于陈新甲,实非其罪也。”并且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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